朗朗书声绕绵师第107期《最美的爱情,是你离开后我仍念念不忘》

发布时间:2020-09-30 09:29:11      点击量:9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作者     巴             金         

 

        

朗诵    有书电台艳坤

 

 

 

 

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。

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。

其实哪里是一瞬间!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。

不仅是六年,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,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,行礼,想到一些朋友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,我万分惋惜。

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,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,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,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,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

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。

她是我的一个读者。

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。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。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。

我认识她的时候,她还不到二十,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。

她读了我的小说,给我写信,后来见到了我,对我发生了感情。

她在中学念书,看见我以前,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,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,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。倘使不是为了我,她三七、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。

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,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,只印发了一个通知,没有摆过一桌酒席。

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,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。

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。

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。

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,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,我们从广东到广西,从昆明到桂林,从金华到温州,我们分散了,又重见,相见后又别离。


在我那两册《旅途通讯》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。

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:“这算什么文章!”

我的《文集》出版后,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。

他们都有道理。两年来我对朋友、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,我决定不让《文集》重版。

但是为我自己,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《通讯》。

在那些年代,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、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,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:

“不要难过,我不会离开你,我在你的身边。”

的确,只有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:“我们要分别了。”

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。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。

她比我有才华,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。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。

虽然译文并不恰当,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,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,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。


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,不愿作家庭妇女,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。

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,得到后来也是给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,到《上海文学》“义务劳动”,也做了一点点工作。

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,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,又说她是我派去的“坐探”。

她工作相当忙碌、紧张,她却精神愉快。

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,她也被叫回“作协分会”参加运动。

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,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,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她张皇失措,坐立不安,替我担心,又为儿女们的前途忧虑。

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,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,“同事们”拿她当作箭靶,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。

她不是“作协分会”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,可是仍然被“勒令”靠边劳动、站队挂牌,放回家以后,又给揪到机关。

她怕人看见,每天大清早起来,拿着扫帚出门,扫得精疲力尽,才回到家里,关上大门,吐了一口气。

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,对她叫骂“巴金的臭婆娘”。

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,不敢正眼看她,我感到负罪的心情,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。

不到两个月,她病倒了,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(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),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。

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,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。

这就是她的最后,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。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。

我绝不悲观。我要争取多活。

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,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。

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,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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